在日本，只要提到南京大屠殺，笠原十九司是繞不開的名字。他曾經(jīng)參加過南京大屠殺調(diào)查研究會，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歷史有深入研究，著有《南京難民區(qū)的一百天》《南京事件》等十余部個人專著。
今天，是第11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聽笠原十九司講述南京大屠殺的尋證之路。
一、一封來信：日本士兵留下南京大屠殺實物資料
不久前，笠原十九司的一篇論文《史料發(fā)掘：南京大屠殺的現(xiàn)場與照片——基于一個日軍炮兵的陣中日記和回想錄》被翻譯并刊登在2024年第3期《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雜志上，鮮為人知的史料在中國引發(fā)關注。
這篇論文的誕生源于笠原十九司收到的一封信。
來信人名叫永井元，他的父親永井仁左右曾是侵華日軍獨立野戰(zhàn)重炮兵第十五聯(lián)隊的士兵。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占南京后，永井仁左右目睹了日軍屠殺俘虜?shù)谋┬小Ｍ顺霈F(xiàn)役時，他將南京大屠殺的現(xiàn)場照片秘密帶回日本，并根據(jù)戰(zhàn)時所寫的陣中日記整理出更為詳細的回想錄。
關于南京的那段經(jīng)歷，永井仁左右有過這樣的描述：
有部隊把眾多俘虜趕到城墻一角，鐵絲網(wǎng)圍起來后用機槍射殺，然后再澆上汽油焚燒。
笠原十九司收到的信中，附帶有6張照片復印件，其中3張為屠殺現(xiàn)場。
笠原十九司：這張照片的背面寫著“南京”，標注了拍攝時間是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中國士兵被日軍用鐵絲網(wǎng)圍在城墻一角，隨后被機槍等武器集體射殺。
收到信后，笠原十九司曾與永井元聯(lián)系，到他家中親自驗證了其父親永井仁左右留下的軍隊手牒、從軍手帖、陣中日記、寫真帖等實物資料。征得永井元同意，笠原十九司將這些照片和他父親的陣中日記、回想錄一起整理，并于2007年發(fā)表在日本的《戰(zhàn)爭責任研究》雜志上。
二、為打贏“教科書訴訟案”他走上尋證之路
早在1965年，笠原十九司就到訪過中國。在南京，笠原十九司見到了一位在南京大屠殺中被強奸的老人。“她來到我們面前流著淚，講述了自己遭受的迫害，對我來說沖擊很大，以前完全不知道日本軍在中國做了什么。”笠原十九司回憶。
笠原十九司真正開始研究南京大屠殺歷史，源于其大學老師、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家永三郎的“教科書訴訟案”。
1952年，家永三郎負責編寫高中歷史教材《新日本史》因客觀、公正地記述歷史，對戰(zhàn)爭有真誠的反省被廣泛采用。可是10年之后的1962年，日本文部省卻認定《新日本史》不合格，認為書中關于南京大屠殺、侵華戰(zhàn)爭、731部隊以及沖繩島之戰(zhàn)的敘述，把戰(zhàn)爭寫得太陰暗。
推行了10年的教科書被突然否定，家永三郎極為憤慨。1965年，他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撤銷文部省對歷史教科書的裁定。
誰也沒有想到，這場官司一打就是32年。32年間，家永三郎提起了三次訴訟。為在法庭上支持恩師，笠原十九司走上了尋證之路。
三、“我腦海中浮現(xiàn)日軍瘋狂殺害中國民眾的情景”
上世紀70年代開始，笠原十九司和他精通英語的夫人數(shù)十次前往美國，收集了大量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原始資料，并翻譯成日文出版發(fā)行。
他一直在多方尋找兩位重要人物——最早報道日軍南京暴行的美國記者斯蒂爾和德丁。斯蒂爾曾在不被日軍發(fā)現(xiàn)的情況下，拍下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畫面，這更讓笠原十九司堅信南京大屠殺的存在。
笠原十九司曾經(jīng)三次拜訪德丁，德丁的講述讓笠原十九司深切感受到戰(zhàn)爭的可怕：“日本把抓來的俘虜帶到長江岸邊，要集體屠殺，德丁看到了屠殺的場面。聽了他所說的，我腦海里出現(xiàn)日軍一個接一個瘋狂殺害中國民眾的情景，好像我也在現(xiàn)場一樣。”
如今，斯蒂爾與德丁兩位南京大屠殺親歷者早已不在人世。但他們在1937年的新聞報道和上世紀80年代接受笠原十九司采訪時的記錄，都成了研究那段歷史的一手資料。
四、“日軍把這些士兵全部趕到長江邊用機槍射殺”
1984年，當家永三郎第三次提起國家賠償訴訟時，笠原十九司和洞富雄、藤原彰、本多勝一等人組成了南京事大屠殺調(diào)查研究會，到南京實地調(diào)查取證。
笠原十九司認為，了解南京是非常重要的，去過現(xiàn)場調(diào)查體驗，就可以寫出具體的情況。“我去了各個屠殺現(xiàn)場，了解南京的地理和氣候。日本進攻的時候是冬天，日軍也冷，他們把居民趕出去，然后殺害了居民，進民宅睡覺。”
1987年，笠原十九司和研究會成員再次來到南京，采訪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其中一位叫陳頤鼎。南京保衛(wèi)戰(zhàn)期間，陳頤鼎擔任南京衛(wèi)戍軍第87師第261旅旅長，曾帶領精銳部隊與日軍血戰(zhàn)光華門。
在1987年的訪問中，他向笠原十九司詳細講述了部隊撤退到下關時的情況：
當時日軍攻打過來，國民黨指揮部的領導者逃跑了，留下大約幾十萬名士兵。士兵們無法渡過長江，不斷被從岸上趕來的日本兵殺死。當時，陳頤鼎用部下簡單準備的木筏，提前逃了出來。
日軍把這些士兵全部趕到長江邊，用機槍射殺，把尸體扔進長江，這就是大屠殺。到春天的時候，尸體都腐爛了，有慈善團體來埋葬尸體。
五、“丈夫們被迫離開臥室懷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上世紀80年代，日本國內(nèi)掀起一股全面否認南京大屠殺的逆流。到了90年代，否定南京大屠殺的鬧劇愈演愈烈，日本右翼甚至在美國制作廣告公開宣揚南京大屠殺是謊言，愛國華人被激怒。
1990年12月26日，《紐約時報》上刊發(fā)了一則廣告，向全世界征集南京大屠殺有關資料，一些線索開始浮現(xiàn)，隨著大量真實史料的披露，“大屠殺”否定派的觀點不攻自破。
當南京大屠殺正在進行的時候，一位在南京生活了20多年的美國牧師約翰·馬吉，用他自己的家用攝影機悄悄記錄下他所看到的一切。在他拍攝的鏡頭中，城內(nèi)到處是殘垣斷壁，受日軍奸淫的中國婦女，被汽油燒焦的尸體，街道上、水塘中，到處是被日軍血腥屠殺的平民。
時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務長明妮·魏特琳，以一己之力拯救了無數(shù)學生和驚恐的南京難民。她當年的日記中，記錄了一幕幕凄慘的景象：
“又有許多疲憊不堪、神情驚恐的婦女來了，說她們過了一個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斷地光顧她們的家，從12歲的少女到60歲的老嫗都被強奸，丈夫們被迫離開臥室，懷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約翰·拉貝，時任德國西門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經(jīng)理，當年南京安全區(qū)國際委員會主席，在安全區(qū)內(nèi)設立了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等26個難民收容所，被稱為“中國的辛德勒”。拉貝日記中記錄：
“留在南京的27名西方人士以及中國民眾，都對你們士兵進行的大規(guī)模搶劫、強奸和殺戮感到震驚不已。昨天，在光天化日之下，神學院有數(shù)名婦女就在一擠滿男人、婦女和兒童的大房間的中央被強奸。”
這些證據(jù)，都被笠原十九司收錄到了他的著作《南京難民區(qū)百日》一書中，同時成了支持教科書訴訟案的有力武器。
1997年8月，日本最高法院對此案作出終審判決，認定文部省刪除教科書中有關“731部隊”、南京大屠殺等4處內(nèi)容的行為違法，責令對家永三郎作出國家賠償40萬日元。
六、“全世界都知道南京大屠殺只有日本人不知道，這是日本之恥”
這場訴訟的結(jié)果，使日本教科書越來越接近真相，卻也讓日本右翼無法容忍。1998年，日本右翼學者松村俊夫、東中野修道通過日本展轉(zhuǎn)社公開出版《南京大屠殺的大疑問》和《南京大屠殺的徹底檢證》，質(zhì)疑對象直指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
盡管馬吉影片中出現(xiàn)了李秀英本人和夏淑琴家中的鏡頭，但書中依然將她們描述為“假證人”。“夏淑琴一家9口有7人被殺，只有她和妹妹2人幸存，因此生活艱辛，沒能上學。結(jié)果日本的學者說她沒有學歷，證言不可信，她很悲觀。”笠原十九司說。
為了捍衛(wèi)自己的名譽權(quán)和中國人的尊嚴，李秀英、夏淑琴以損害名譽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以笠原十九司為代表的學者群體和以渡邊春己為代表的律師團為她們的訴訟提供了幫助。
2005年，東京最高法院作出終審判決，李秀英名譽侵權(quán)案勝訴。2009年，東京最高法院作出終審判決，夏淑琴名譽侵權(quán)案勝訴，被告賠償原告400萬日元。
勝訴改變了夏淑琴的人生觀，讓她對生活充滿信心。笠原十九司回憶：“夏淑琴說自己到現(xiàn)在為止在日本遭遇冷眼，怨恨日本，但是日本也有像我這樣的人幫她做誹謗訴訟。雖然有些事情已經(jīng)無法挽回了，但如果你正確理解，就可以和解，可以信賴。”
1937年發(fā)生在中國南京的那場浩劫，已經(jīng)永遠成為了歷史，但慘痛的景象始終揮之不去。2015年，《南京大屠殺檔案》正式列入《世界記憶名錄》。如今80歲的笠原十九司正和日本、中國、韓國的學者們做一套共同的歷史教材，標題是《開啟未來的歷史》。
“南京大屠殺是事實，全世界都知道南京大屠殺，但只有日本不教，只有日本人不知道，這是日本之恥。”笠原十九司希望能告訴日本民眾真正的歷史和事實，“讓日本的國民在了解歷史的基礎上真正反省，承認歷史，才能構(gòu)筑日中友好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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